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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不端缘何频繁出现于高校


2014年03月08日 | 作者: paperrater | 分类: 行业动态 | 来源:PaperRater论文检测系统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是“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生前留给国人的一个沉重而具有根本意义的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问题,又称“钱学森之问”。这个问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需要多层面、多维度、多视角系统解决。愚以为,杰出人才的培养既需要科学的宏观教育体制和微观教学方法,也需要大学对社会发展需求的高度适应,还需要大学教师以杰出的学术研究来教育和影响学生。

蔡元培早就指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教师是学生心灵的导师、学识的风范、为人的楷模,他们的科学精神、学术道德、学术视野、学术能力对于培养一流的学生和创造性人才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宽广的学术视野和高强的学术能力,但无良好的科学精神、学术道德和学术风气,真正的学术活动是无法实现的,学术研究也“难成正果”,更遑论培养杰出人才。然而,近些年来,“一些学者急功近利,搞研究奉行‘速决战’甚至‘闪电战’,无心‘持久战’;热衷‘出场率’,远离‘冷板凳’;作风漂浮,揠苗助长,甚至出现寻章摘句、造假抄袭现象。一些大学文化积淀、学术空气淡化,‘官本位’倾向和‘行政化’趋势在严重影响学术的发展。”这样浮躁的学风与不诚实的学术怎能培养出杰出人才呢?难怪钱老经过冷静观察和分析之后提出了那样一个十分尖锐而深刻的问题。2009年,教育部发出通知,要求对“抄袭、剽窃、侵吞他人学术成果;篡改他人学术成果;伪造或者篡改数据、文献,捏造事实;伪造注释;未参加创作,在他人学术成果上署名;未经他人许可,不当使用他人署名;其他学术不端行为”严肃处理,显示了教育主管部门惩治学术不端行为的坚定决心。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公开征求意见稿)中,再次强调要“采取综合措施,建立长效机制,形成良好学术道德和学术风气,克服学术浮躁,查处学术不端行为。”那么,高校教师中学术不端行为何以频频出现,屡禁不止呢?

一、异化的学术动机:“经济人”超越“学术人”

季羡林先生站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高度和人们幸福生活的角度对学术的作用作了描述,他说,“人类社会不能无学术,无学术,则人类社会就不能前进,人类福利就不能提高;每个人都是想日子越过越好的,学术的作用就在于能帮助人达到这个目的。”基于学术的此种作用,学术研究的动机就应当是高远、伟大而淳朴的,是为着实现人类社会的美好而进行的。对大学来说,学术研究的应然动机是创新学术成果,培养杰出人才,推动文明进步,促进社会发展,然而这种高尚而纯洁的动机被现实中不少教师的功利性和工具性动机所取代,应然价值与实然状态相距甚远,用孙正聿先生的话说就是“学者偏离学术”。诚然,大学教师同时扮演着“学术人”与“经济人”的双重角色,满足“学术人”和“经济人”所需的各种物质与精神追求是大学教师的双重使命,也符合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的基本精神。但是,这两个砝码在现实天平上却失去平衡,“经济人”的功利性追求超越了“学术人”的精神性追求,以致最后蜕变为“机会人”。其最为直接的现实就是,许多自律意识差的大学教师为应付职称与考核所需或为获得可观的科研奖励,竭尽所能,东拼西凑,到处挂名,以求在短期内取得规模效应,学术研究被异化为“学术生产”,厚积薄发的研究过程被异化为立竿见影的生产过程。

善的动机产生善的结果,恶的动机则产生恶的结果。最近曝光并已经受到严肃处理的南方某高校两名青年教师短短2年时间内在国际学术期刊《晶体学报》发表70篇论文,北方某高校某教师5年内在该刊物上发表论文竟多达279篇。以实证为要的自然科学尚且如此,社会科学短期高产“作家”更不在少数,背后其实就是急功近利的功利主义动机作祟,“经济人”的角色地位超越于“学术人”的角色地位,为学术而学术,为真理而献身的人在高校着实不是很多。而那些通过捷径获得职称的教师一旦得手后就完全不愿再“创作”了,著书立说也就成为“好汉当年勇”,据笔者所在高校统计,2007和2008两年中,无一篇论文和一项课题的教授占统计人数的一半左右,与评审前的积极状态形成巨大的反差,从中也可看出学术研究动机严重异化的严峻现实。

二、缺席的学术道德:自我约束让位于自我沉沦

康德曾经提出过“人为自己立法”的著名命题,讲的就是要坚守道德自律。道德实质上是一种自律性规范,道德主体没有对自身的严格自律就很难有道德的行为。学术活动说来崇高,但着实非常枯燥,这种抽象的思维活动需要较强的耐力和定力才能进行下去,达到某一种学术境界或修炼某一些学术成果非得这种踏踏实实、持之以恒的耐心不可。这种活动既是学术共同体的群体性活动,需要凝结集体的智慧,更主要的是学术个体的单一性活动,需要发挥“慎独”的道德自律作用,如果定力不够,很可能越过道德底线,出现层出不穷的学术不端行为。

因此,科技部指出,“科技工作者从事科研活动,应当求真务实,不断追求卓越与创新;应当诚实守信,实事求是而负责任地履行职责;应当秉持专业精神,严格执行相关的标准、规范和规定;应当做到公平和对他人的尊重,承认他人的成果和贡献;应当严谨自律,对自己不熟悉的专业问题谨言慎行,并妥善处理科研活动中的利益冲突;应当恪守职责,在科研活动中自觉承担对同行、对研究对象和对社会的责任。”这是对包括大学教师在内的科技工作者提出的道德要求,完成党和政府交给的科学研究任务需要科技工作者的道德担当。

但是改革开放30年以来,特别是近些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取得飞速发展的同时也被人们自觉不自觉地把重功利、讲实惠的市场规则推广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可阻挡地渗透至学术研究领域,功利浮躁的不良学术风气在大学校园逐渐蔓延开来,一些人格不健全、缺乏自律的教师在价值取向上向自由主义、拜金主义、功利主义、实用理性倾斜,而且随着各方面竞争的加剧,他们中的许多人也在学术研究上走向了投机取巧、弄虚作假的机会主义道路。在学术道德和切身利益面前迷失了方向,失去了自我,见利忘义,为了功名利禄不择手段,甚至不惜出卖自己的人格尊严,自我约束让位于自我沉沦,甚至逐步滑向学术腐败甚至违法犯罪的泥潭,沦为学术不端的始作俑者。

三、偏离的学术制度:数量先行于质量

“学术制度就是社会或学术共同体,为保障知识创新,为人类提供知识增量目标的实现而确立的系统的、用以规约和导引学术人学术活动的行为准则与规范。”具有强制性与权威性、公共性与普遍性、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长期性和确定性的基本特征和约束、激励与导向的基本功能,这也形成了学术制度的应然价值。因此,制度是神圣严肃的,也是具有德性的,不合理不科学的学术制度难于确保学术活动的纯洁和公正。在学术制度中,与教师最为密切的就是学术评价,学术离不开评价,而任何评价活动都离不开评价指标,在评价对象、评价主体、评价程序等其他因素一定的情况下,评价结果科学与否直接受到评价指标的制约。

然而,现行的学术评价往往把复杂的学术问题简单化,把抽象的思维活动数量化,无论是课题申报还是职称评定,在衡量学术成绩时都过分强调量化硬性考核,动辄要求公开发表多少论文,完成多少项课题,不完成就迫使教师“下课”,这样对量化的作用和功能估计过高的要求对于教师来说近乎苛刻,也几乎完全忽视了学术研究的复杂严谨、厚积薄发、循序渐进的客观规律性,最终导致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极少数人承受不起压力,走向了轻生之路,如2009年9月17日凌晨2时,32岁的海归博士涂序新从某大学综合楼坠楼自杀,这距他到该校工作不到三个月。他选择以这种方式结束自己的年轻生命,固然有其心理脆弱的因素,但他在遗书中所称的“国内学术圈的现实:残酷、无信、无情”,似乎已经说明他最后的学术信仰的断裂,或许,这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另一个极端评价活动中形式主义猖獗。为拯救“学术生命”和教师生涯,完成繁重的学术任务,不少教师采取剪刀加浆糊的方法大肆进行“学术创作”,粗制滥造,在较大程度上忽视了质量的重要性,这与著名数学家威尔斯证明费尔玛大定理形成鲜明对照。为攻克存在时间达350年的数学难题,威尔斯耐得住寂寞,以惊人的冷静,七年未发一篇论文,在当今我们过分推崇量化的评价体制下,恐怕威尔斯连讲师都评不上,甚至还有“下岗”的危险,但费尔玛大定理可以超过几十篇乃至上百篇一般创新不大的科研论文。

这种数量先行于质量的学术评价体系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创新思维的火花四溅,也限制了创新人才的脱颖而出,许多大学教师都被压抑在这种量的规定性之下,疲于应付,完全失去了学术的乐趣和学人的尊严,更何谈创新呢?“真正伟大的学术发现往往是需要宝贵的灵感、自由的思想去求索的,学术研究恰恰是不能被硬性要求的。以论文发表与否和发表多少为硬性指标,只能歪曲学术研究的本质意义。”

当然,目前我国的学术评价制度并不是完全放弃了质量标准,而是在积极寻找数量与质量并重的评价体系,但在追寻这个目标的过程中又走向了一个极端,就是以某一种标准为标准。CSSCI作为用于检索中文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论文收录和文献被引用情况的文献信息查询系统,在有关部门的推行与引导下成为各高校对教师与学生进行学术评价的权威标准,所以许多高校纷纷以在CSSCI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数量作为质量标准来考核教师学术水平。这种现状与CSSCI指导委员会的初衷是相背离的,倡议“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和需要恰当地使用CSSCI,在参照是否被CSSCI来源期刊收录、被引次数多少的同时,还应积极完善同行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的评价方法,力戒简单以CSSCI数据作为评价指标;高校科研管理部门要积极探索建立多元化评价体系和标准,大力推行代表作制,力戒简单依据CSSCI数据对教师进行科研成果评价或周期性的工作量考核。”

四、失灵的学术监管:法治旁落于人治

学术研究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活动,它是学术共同体在社会规范的调控下所进行的社会性活动。学术研究的繁荣既需要学术主体的诚实守信与开拓创新,也需要社会监督机制的有效跟进;学术生态的净化既需要内在的道德主体的自我约束,也需要外在的社会媒介的监督和管理。我国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转型时期,人们的法制观念和维权意识也处在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之中,维护学术诚信的法律制度和行政管理体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致使一些自律意识差的教师甚至名人、博导、教授能够钻法律和制度的空子,屡屡出现抄袭、剽窃等学术不端事件。

尽管我国教育主管部门和科研管理机构对学术规范提出了明确要求,许多高校也作出了具体规定,在《知识产权法》、《著作权法》、《专利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中对学术研究也有过一些规定,《刑法》还专门设立了“假冒专利罪”、“侵犯著作权罪”等罪名,如果触犯了这些罪名,就可以被判处三年至七年的有期徒刑。但是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往往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或不按制度办事的现象,真正受到法律惩处或制度处理的学术不端者还是少数,许多制度和法律形同虚设,法治旁落于人治,制度的权威旁落于长官的意志。而且,对于隐形的学术不端及其处理也缺乏明确的规定,法律不明确、制度不具体,依据不清晰,因此也出现无意与故意、一眼睁一眼闭的灰色视域,学术不端行为屡禁不止,层出不穷。

同时,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高度捆绑,学术主体与权力主体高度结合,大学的许多教授既是学术活动的组织者与管理者,还是学术活动的参与者与受益者,这种即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独特身份为他们带来了直接的学术利益、经济利益和行政利益,因此,监管对他们来说形同虚设,一旦有风吹草动,他们自然首先要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同时,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高度捆绑甚至垄断又使得那些想从事学术研究的教师在项目申报、成果评奖、科研经费、论文发表等方面举步维艰,极大地挫伤了积极性,各个环节的潜规则又使得普通教师望而却步,有关部门在这方面的监管是不力的。

五、功利的学术载体:经济效益博弈社会效益

马克思主义认为,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任何事物的发展既有内在的矛盾决定,又有外在的环境推动,在学术研究方面亦是如此。之所以出现学术不端行为,部分学术刊物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是广大教师“学人人格”发展的强烈需求,也是他们晋升职称的现实需要。应该说,绝大多数学术刊物学术态度严肃,学术作风严谨,专家治刊,学者办刊,能合情合理合序合法地满足广大教师的这些需求,也为推动学术研究和科学创新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在市场经济强大利益的推动下,也不排除一些不负责任的“学术刊物”恰好利用了教师的这种需求,不坚持学术标准和学术公正,不以学术质量和创新水平,而以关系亲疏、出价高低来决定论著或成果是否发表或出版与否,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博弈的结果是经济挂帅使得学术期刊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被冲刷得一干二净。

当然,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我们并不完全反对学术刊物适当收取版面费以弥补办刊经费的不足,但决不能以赢利为目的,不能让学术良心蒙羞,不能颠覆社会效益优先于经济效益的基本原则。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原本坚守社会效益优先的学术刊物也很可能会出现一些不道德的行为,很可能滋生出一大批学术蛀虫。

由于一些学术刊物打着繁荣学术的幌子而以敛财为目的,大肆收取昂贵的版面费,再加上高校对论文数量的过分追求,民间便出现了一批专营论文代理发表的中介甚至写手,衍生出一个新兴的“学术”经济共同体,甚至非法学术期刊也大行其道。武汉大学沈阳副教授的研究数据显示:中国现有9000余种期刊,论文年发表量248万篇;而每年有论文发表需求的人员超过1180万人。需求相比为1∶4.76。就是说,接近5篇论文才能挤上1个合法的发表版位。上千万庞大的人群,迫于毕业、评职称期限临近,只能求助于论文买卖市场和非法学术期刊。花钱就能买到论文,花钱就能发表论文,这是何等荒谬的事实。而这样的事实又使许多教师陷入爱恨交加的复杂情感中,更为可怕的是极有可能颠覆求实、求真、求新、求变的学术精神,在基本的学术精神空场的条件下,出现学术不端现象又是什么值得奇怪的事情呢?

六、失范的学术教育:学问不光是做出来的也是教出来的

蔡元培先生于1918年在《开学式演说词》中说:“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季羡林先生也说,“学术是老老实实的东西,不能掺半点假。通过个人努力或集体努力,老老实实地做学问,得出的结果必然是实事求是的。这样做,就算是有学术良心。剽窃别人的成果,或者为了沽名钓誉创造新学说或新学派而篡改研究真相,伪造研究数据,这是地地道道的学术骗子。”因此,学者要有学者的风骨,教师要有教师的风范,良好的学问人格与学术良心等精神品质是做好学问的重要前提。但是,一个真正的学者不光需要具备这种精神品质,而且需要接受良好的学术训练和学术教育,这是他能否成为学者的基础条件。而目前出现的学术不端现象与严格的学术教育与训练的缺失密切相关。

孙正聿先生在谈到当前学风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时一针见血地指出,“许多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尚缺乏正规的、系统的、严格的学术训练,尚不具备从事学术研究的不可或缺的概念系统、背景知识、研究方法以及学术的自我意识,尚未实现对‘学术’和‘学问’的认同。在这种背景下,学术规范‘化’为学术工作者的自觉意识,显然是一项艰巨的历史任务。”[17]这些人其实就包括我们的大学教师,他们中的新生代产生于高等教育大众化改革的大背景尤其是研究生教育的去精英化的大趋势,连续扩招带来的不光是学生就业压力,也使得人才培养培养质量出现下降趋势,创新人才的脱颖而出着实成为一个紧要问题。

第一,为了应对严峻的就业压力,大学比较注重对大学生的专业技能训练和就业技巧培训,但对于系统的学科教育、科学的研究方法、学术的道德规范以及专门的学术训练等问题重视不够,他们中的许多人确实不知怎么做学问,致使刚出校门就走上教育岗位的青年教师出现学术不端行为的可能性大大增加。第二,2006年7月,教育部发布《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发展报告(2005~2006)》,称56.9%的硕士生导师和47.8%的博士生导师认为研究生质量在下降。这既有生源自身的问题,也有导师培养不力的原因。近些年,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招收人数一直处于递增的进程中,研究生扩招使得导师指导的学生过多,加上他们社会兼职过多,行政工作繁忙,难于集中精力对学生的学术研究进行真正的指导,导致研究生培养质量下降。他们中的许多人毕业后直接进入高校从事教育或研究工作,产生学术不端行为也就成为不可避免之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