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测谎仪”引发“高校地震”

“又有两人被查出抄袭，停止其毕业程序”。5月8日，韩彦坤收到了导师吴天的一条短信，正在公司开会的他一时忘记了会场纪律，腾地站了起来，大喊一声：“我靠，不会吧！”

在领导和同事们诧异的目光下，韩彦坤连声说着“对不起”坐回了原位，但内心再也平静不下来。

韩彦坤是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传播班的硕士研究生，他是应届生里的幸运儿，早在2009年2月就被天津高速公司录取了，其时，学院里只有大约20%应届生签了工作合约。

来自导师的短信，让他担心自己论文的命运，进而担心自己的前程。此前，他已经接到同宿舍的李嘉打来的电话，说学院4月23日送出去盲审的论文已经陆续发回来了，结果还不知道，据小道消息称，有些外审学校会使用一套“测谎”软件，专查学位论文抄袭。

5月8日当晚，韩彦坤订了次日返校的机票。他原本订好一张10天后回成都的特价机票，D字级的，不能改签也不能退票，他等不及了，只能白白损失400块钱。同一时期，与韩彦坤情况相似的张晴也拖着行李匆忙赶回武汉。

在研一还没结束的时候，张晴就已经完成学分离开华中科技大学，一边实习，一边找工作。算下来，这两年她在学校里呆着的时间，加起来还不到8个月。

张晴的毕业论文早在一个月之前已向导师提交了初稿，迟迟没有回音。4月初，她从QQ群邮件里得知，今年学校要引入一个论文“反剽窃系统”。QQ群邮件，也是她离开学校之后获知学校信息的唯一手段。与韩彦坤一样，回到学校的张晴亲眼目睹了这场“反剽窃系统”引发的大地震。一群受到惊吓的“白鼠”。

那套引起恐慌的反剽窃软件，正式名称是“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TMLC），学生们习惯称其为“测谎仪”。最初的传闻里，它功能强大，面对学位论文有一双火眼金睛。

韩彦坤的毕业论文是关于奢侈品广告的，4.2万字的论文，他用了不到两个月时间完成。这速度算不上快，师兄师姐在介绍“经验”时说，一个星期就可以搞定，方法是直接找一篇现成的论文，在那上面进行一些修补删减，变成“自己的东西”，再拷贝一点其他论文的观点，就OK了。

师兄张横还告诉韩彦坤，一定要放宽心，很好过，“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韩彦坤周围的大部分同学都是用“拷贝粘贴法”写论文的。对于他们而言，还有比这个更现实更迫切的任务：实习、找工作。张晴同样认为论文抄袭不值得小题大做。4月底，她所在的学校有五名学生因学位论文抄袭被追回了学位，其中有两名博士。“那肯定是抄得太离谱了，不然怎么可能被取消学位？”近几年，因为论文抄袭而被取消学位的新闻屡见报端。而新华网针对论文抄袭事件的调查显示，44.25%的投票者认为这是“普遍现象，屡见不鲜”，24.28%的投票者在评价此事的社会影响时选择了“不抄白不抄，大家都这样”。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硕士生导师沈阳副教授，曾申请和获得多项反剽窃专利授权，他自主研发的“ROST反剽窃系统”软件，目前已在全国20多所高校院系和100多家期刊社使用。沈阳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他曾检测一所部属高校学生和教师的自由命题论文，783篇论文中，涉嫌抄袭者过半。全文剽窃的论文有161篇，占20.4%；段落剽窃256篇，占33.2%。而他对一所重点院校的450名本科生进行了“剽窃行为的自我评估”调查。认为自己“经常”剽窃的学生占到了32.84%，还有46.15%的学生认为自己“较多”剽窃。在国内某些高校推广的，是由中国学术期刊电子杂志社与清华同方知网共同研制的另一套学术“测谎仪”，即TMLC。

3月23日，华中科技大学发布通知，对所有全日制、非全日制研究生的论文使用“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相关处罚中，最轻的一条是“一年后重新申请学位”。仅在武汉，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等6所高校引进了这个系统。武汉大学抽检10%的学位论文，其余的学校都是全检。华中科技大学的校园BBS“白云黄鹤”里，“研究生苑”版前所未有的热闹，有学生戏称这一届毕业的学生是“小白鼠”——成为了此系统的实验品。

“被雷得外焦内嫩”

张晴所在的院系，除了教务在4月份时通知过一次“被系统检测出30%的，直接不授予学位”之外，所有关于此系统的讨论，都是“据说”——“据说有的院系挂了三分之一！”“据说有的院系65个人，挂了27个!”没有人证实这些说法，但恐慌在蔓延。韩彦坤所在班的QQ群里，颇有点“哀鸿遍野”的景象。此前，这个群里的谈话内容多数是班级里饭局的邀约和八卦的调侃，而5月8日这天，气氛骤然变得紧张起来，大家的发言无一例外用上了大量的问号和感叹号，还有哭泣的表情，对“测谎”越描越玄的猜测，更加深了众人的恐惧。有人甚至还编了一首打油诗，在群里广为流传：“天灾人祸躲不脱，金融危机还未过，测谎机器又来作，到底让活不让活。”

而韩彦坤的同学马平就在这天收到了一条让她觉得“霉起冬瓜灰”（成都方言，意为很倒霉）的通知：论文外审没有通过，延迟答辩。这意味着她不能和同学们同期毕业，毕业证和学位证要延迟到12月份才可能拿到。

问题出在外审老师使用的学术不端“测谎仪”上。那篇没通过答辩的论文，据说已经亮起了“红灯”，用“行话”解释，就是3.6万字的论文里的文字复制比例超过了30%，有段落抄袭的嫌疑。

更惊人的消息是，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前期送出去盲审的11篇论文中，有6篇没有通过。

早早订好的“散伙饭”，被一次次无限期延迟；西区食堂门口，平素同学间打招呼的“吃了吗”悄然换成了“你过了吗？”有的学生开始频繁往来于图书馆、宿舍和食堂，对于其中一些人而言图书馆是陌生的，甚至都不知道学校的文科图书馆在文科楼对面，而理工类的图书馆集中在研究生院，因此大费周折。

四川大学东区七舍已经很久没这么热闹了。在过去的大半年时间里，班里70%的同学都散落在全国各地，忙着实习，忙着找工作。大部分的时候，楼内都是冷冷清清的。现在，这里的紧张气氛如同临战指挥部。“据说每段抄袭不超过两百字就算过关，咱们赶紧改，哪怕改成199个字也成！”“那我把‘媒体’改成‘大众传播工具’成不成？”

“好像不成，那玩意儿能查出来。”??

一群女生叽叽喳喳地商量着对策，上蹿下跳。

马平收到了研一的师妹发来的短信：“师姐加油！我们年级已经通知了，从下学期开始，我们的论文从选题就开始抓起，要大力整风。我们有的忙了！”

与恐慌同时蔓延的，是抱怨和怀疑。“本来想抄书上的理论，就找了几本课本，结果发现，哼，几本书，相关章节一个字不差，这出版书的大牛们都这样，却来检测我们这些学生。先把他们的书送去‘不端’，100%！”还有人称，“知网库的每一篇论文都来个检查，看有多少人挂掉，总拿学生开刀，还打着捍卫学术腐败的旗帜??”在“白云黄鹤”，有学生看到“测谎仪”的检测报告后宣称自己“被雷得外焦内嫩”，因为检测报告中认定“高度相似”的部分，怎么看都不像是抄袭的，他宣称“正式进入机器玩人的时代！”学校管理者如何看待“测谎仪”？华中科技大学研究生院主任蔡子安表示，“这肯定是一个好事情”，但现在还不便接受采访。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院长吴建并不认同反剽窃只针对学生的说法，他说西南民族大学学报和四川大学学位办都引进了这套系统，老师投稿的论文也要接受检测。

吴建还表示，近年各大高校曝出的学术丑闻越来越多，引进学术检测系统不仅能敦促学生提高学术上的修养，也能预先减少“抄袭”的产生，这对于学校来说是双赢的。

零星的自省

华中科技大学光电实验室的周恩波在BBS上发了一帖，打破了单调而喧嚣的抱怨气氛。周恩波的态度是：“如果一个字都不是抄的。哥们放心大胆的。就算检测系统误判，学位委员会也会纠正的。在这里担心受怕的应该是些什么人，大家心里清楚。”

他的帖子迅速遭致围攻。周恩波称，他的博士论文写了4个月。有人回敬他：“相信大多数和我一样的学生，在提高自己和把精力耗在一个根本不可能出太多学术价值的论文之间，会选择前者，貌似我们有点现实，而你们有点理想。”

周恩波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称，“当我发现辩解的论题居然是，诚信因为其他现实问题是否可以放弃时，我觉得很可悲。也许现在社会的问题就是如此。”在“测谎仪”引起的恐慌中，很少有人会像周恩波这样，进行关于学术诚信的反思和追问。

为什么要抄袭？在许多人眼里不成其为一个话题。四川大学法学院06级硕士张芸的观点是，就业的压力远远大于完成学位论文的压力，“现在就业形势这么严峻，如果我把大量的时间用在写论文上了，哪里还有时间找工作？”她的想法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大学生的意见。

作为传道授业者，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院长吴建对自身进行了反思，他认为，导师对于学生学位论文的写作，往往在前期缺乏有效的监督；另外，在论文选题上把关不严，有些论题显得大而空，学生实际操作起来很难下手。

在华中科技大学举办关于“反剽窃”系统的讲座时，沈阳希望学生们更多地从学术伦理的角度思考。他讲了一个希腊作家把作品当作孩子的例子，当另一作家剽窃他的作品，他以偷窃儿童的罪名提起控诉。

沈阳不认为这套软件成为反剽窃的利器，他倒是更希望它引起人们对学术道德的关注，现在看来，除去“增加了抄袭的成本”，它还远未实现其他愿景。耐人寻味的是，作为反剽窃系统的研究者，沈阳却感到自己“压力巨大”。

全部通过

“测谎仪”引起的轩然大波，迅速转化为一股对抗与破解的力量。在韩彦坤的校园里，在张晴的校园里，“小白鼠”们讨论最多的，是如何应对这个系统。

有人探讨抄书的可行性，觉得书不会进论文库。其想法很快被否定，“谁能保证你抄的这本书N年前没有被别人抄过？”有人跳出来说，那个系统没这么强大，只要把抄来的句子改成自己的表述，就没问题了。事实上，多数人的选择也确实是对自己的论文“大兴土木”，逐字逐句地进行颠覆性的修改，劳动强度甚至超过当初完成论文。有人举例说明，一句“物质决定意识”如何被改成了“自己的语言”——“我们知道，在物质与意识的关系上，认为后者能够决定前者是不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者得出的结论与上述结论是恰恰相反的。前者只能反作用后者，后者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对于这样的修改，有人认为很好，认为“避免抄袭，又多了字数”，也有人认为，“计算机不认可废话，可能还是过不了”。一个大家公认的结论是——“论文水平直线下降”，因为要“写出优质的长篇废话”。离毕业答辩的期限越来越近。已有人抛弃掉这种“原始”的修改论文的方式，直接想出了更加高明的办法——“答辩交一个纸质版本；给系统检测的时候送审另外一个版本的电子版”；还有更高明的——把一部分文字变成图片格式，系统就检测不出来了。

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沈阳并不否认，在人脑与系统的“测谎”博弈中，后者处于劣势。

在四川大学，韩彦坤的论文经过修改，通过了检测，马平则要像其他14位本科生和20多位博士生一样，要延迟半年答辩了。

在华中科技大学，已经被张晴改得面目全非的论文最终通过了答辩，但是被批为“毫无学术含量”。一天以后，张晴所在的院系，接到教务的通知，“全院通过论文检测。”他们对“测谎仪”的战绩非常优异。包括张晴在内一批同学在QQ群里互相恭喜——“这是个皆大欢喜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