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造假的“毒瘤”如何才能根除?

近年来，有关学术造假的消息不断见诸报端，特别是某些著名学府和著名教授也加入学术造假行列，使学术造假逐渐由个案变成一种风气，达不能不令人深思。

很多人把学术造假行为归结为造假者的品行不端，有关方面也表示，不能因为少数人的造假行为，就对学术的整体环境产生怀疑。但是，面对造假现象日益严重、造假手段越来越恶劣、造假者的身份越来越“显赫”，以及有关方面对待学术造假问题的纵容，可以确定，学术造假问题的发生，决不仅仅是造假者的品行不端那么简单。

以李连生造假事件为例，这位著名大学的著名教授，其申报的科研项目，虽然存在严重的造假、侵占他人学术成果进行拼凑和包装等学术不端问题，但是，却能够通过层层评审，最终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难道仅仅是李连生的个人行为不端吗?为什么没有一个环节发现李连生造假、作弊、侵占他人成果的行为呢?所有参与评审的专家，有没有对李连生申报的成果进行全面地评审和分析呢?而西安交大六名老教授早在2007年底就已经对李连生的造假行为提出了质疑，为什么要等到一年多以后西安交大才对李连生作出处理?

很显然，李连生事件的发生，不仅与李的个人品行有关，更与整个学术体制和机制有关，与学术风气有关。据有关媒体报道，在“863”计划中，领衔的竟然七成都是带“长”的“学官”。虽然带“长”的不一定都没有领导科研的能力，但是，按照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科研人员一旦染上了“官气”，就没有几个再有时间和精力去研究科研了。这样研究出来的成果，就难免出现学术造假问题。

去年，科技部部长万钢就强调，对于学术造假要采取“零容忍”的态度。“零容忍”，不仅是态度，更需在制度上和监管上得到切实体现。事实已经多次证明，在学术体系与利益关系、行政框架存在千丝万缕联系的今天，遏制学术造假，不能依赖学者的道德自觉、学术自律，急需制度尤其是法制力量的治理。

目前，对学术造假的处理，存在两个需要破除的瓶颈。一是管理主体不得力，我国尚缺乏独立而统一的学术腐败专门处理机构，往往通过内部处理，导致相关部门要么袒护阻挠，要么处罚过轻。二是管理制度不完善，在防范和处理学术不端行为上，我国还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而且司法机关也很少介人学术造假的调查处理，这种缺位一方面使治理手段缺乏法律成慑力，更重要的是，处理往往局限于道德声讨、人事调整等层面，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制度来规范和保障，难以应对学术造假频发现状的挑战。

因此，对目前出现的学术造假现象，应当更多地从体制、机制、管理等方面寻找原因。首先，要改变将科研成果单纯与个人经济利益挂钩的局面，建立更加科学、规范、合理的挂钩标准；第二，要建立更加科学、合理的科研经费分配机制，不单纯以科研人员的多少、成果的多少来衡量，而要以为国家、社会创造的财富来评价；第三，建立科学、规范、有序的科研成果评价机制，尤其要提高科研成果的公开性，在每一级评审中，都进行公示；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应对发现的造假、抄袭、欺诈行为严肃处理，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学术造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