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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高校学术不端行为中的“被迫现象”


2013年11月26日 | 作者: paperrater | 分类: 行业动态 | 来源:PaperRater论文检测系统

在当今中国众多学术不端者中,有些人的不端行为并非心甘情愿,而是受到某种压力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之举。这种具有被迫特征的学术不端行为并非孤立的个别行为,而是普遍存在于高校和科研院所之中。这形成了当今中国学术界司空见惯的独特现象———学术不端行为中的“被迫现象”。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有成为“正常现象”的态势。这一现象及其发展态势不仅干扰了现有学术的正常研究,而且腐蚀了健康的学术精神,蛀蚀了学术创新的根基,其中蕴含着巨大而深刻的危机。这一现象在高校的蔓延殃及学术后备军的成长,其危害更为深远。因此,为了理解进而消除这一现象,尤其需要对存在于高校中的这一现象进行研究。

在展开研究之前,首先需要确定研究视角。目前,学术不端行为研究主要有学术道德、法学和社会学三类视角。毋庸置疑,这些视角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但是,这些视角也带有两方面的局限性。第一,它们有一个共同预设———学术不端的行为主体具有学术能力。此预设并不符合中国的现实。这使得相关研究忽视了对无学术能力的学术不端者的研究。对于后者研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第二,这三类视角的切入点是影响学术能力的因素,而不是学术能力本身。从学术能力视角切入,能够避免以上三视角的共同预设,并且更具有根本意义。因此,有必要开启学术能力视角。当前还没有这方面的研究,本文在此做一尝试,以期抛砖引玉。

一 高校学术不端行为中的“被迫现象”

高校学术不端行为中的“被迫现象”是指在高校中有不少学术不端者的学术不端行为具有被迫特征。有人觉得这一提法非常奇怪。在他们看来,高校学术不端者往往处心积虑地作伪作假,唯恐被发现,其不端行为无疑是一种主动自愿行为。即使这些人声称自己是被迫而为,也不能信以为真。因为,这种声称只是他们为自己行为狡辩的一种开脱之词。这种说法具有一定道理,但有失肤浅。在这里,被迫特征不是不端者的自我开脱之词,而是实有所指。它指的是在这些主动自愿的学术不端行为背后,隐藏着一种被迫因素。正是这种迫因素才使得这些人走上了主动学术不端的道路。从这一意义上讲,这些高校学术不端者的行为本质上具有被迫特征。在学术能力视角下,根据受迫原因不同,可以把高校被迫学术不端者分为时间受迫型、学术能力受迫型两大类型。先来看时间受迫型。

时间受迫型是指由于时间因素导致学术不端行为的类型。根据投入学术的时间多少,此类型又可分为时间不足型与没有时间型两个小类型。时间不足型指的是主要因为从事学术的时间不足而导致学术不端的类型。这类不端者热爱自己的专业研究工作,具有较高的学术能力。由于学科所限,如果他们认真踏实地按照规范工作,很难按时完成科研工作量。为了按时完成科研任务,他们不得不做些手脚。实际上,他们本心并不愿意有如此行为。因此,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往往倍感无奈和委屈。没有时间型指的是主要由于没有学术时间而导致学术不端的类型。这个类型的学术不端者具有双肩挑性质,主要人员有两类,分别是兼顾管理工作与学术研究的双肩挑干部和兼顾养家糊口与学术研究的双肩挑研究生。这两类人有学术能力与兴趣,主观上也愿意沉下心来做研究。但是,作为双肩挑干部或者研究生,他们是学校的管理者或者养家糊口的顶梁柱,同时也是科研工作者。双重身份需要他们完成双重任务。大量事务性的管理工作和养家糊口工作已经使得他们精疲力竭,科研任务自然很难按正常路径完成。拼凑造假,甚至找人代写就成为不得已同时又是自然的事情。

学术能力受迫型指的是由于没有学术能力而导致学术不端的类型。根据其不同的工作或学习目的,此类型又可分为“学术混混”和学非所用两个小类型。这两个小类型的共同特征是主体缺乏学术能力,甚至连基本的学术兴趣也没有。这一提法似乎令人匪夷所思。正如前文所说,学术不端行为这一提法内在蕴含一个预设———学术主体具有学术能力和兴趣。因而,人们往往不把学术主体和缺乏乃至没有学术能力和兴趣联系在一起。在此意义上,这一提法本身似乎是一种缺乏常识的提法。实际上,学术主体与学术兴趣和能力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在当今中国学术界存在着不少缺少乃至没有学术能力和兴趣的学术主体。“学术混混”和学非所用型就是这一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术混混”最大的特点就是混日子,他们的目标是在学校混碗饭或者混毕业,其最关心的是保住自己的饭碗或者完成自己的学业,而这需要完成科研任务。由于没有学术能力与兴趣,自然不得不拼凑造假来应付。这类人内心少有委屈和不满,对自己的学术不端行为一派无所谓的潇洒态度。学非所用型这类人的特点是从事专业与其理想目标不相符合。他们或者愿意教书育人,乐意做好老师,或者有其它方面的兴趣,但缺乏对本专业的学术兴趣,更谈不上专业学术能力。科研考核制度要求他们必须按时完成一定量的科研任务,而这些任务是他们不愿意也不能完成的。他们没有上海交通大学晏才宏讲师坚忍和高洁的品格,也没有其抗争科研制度的勇气。于是,他们不得不靠学术不端应付差事。

通过以上描述可以看出,对于时间受迫型中的两个小类型以及学术能力受迫型中学非所用型来讲,其不端行为的主动源于内在被逼迫。他们迫于科研任务压力,在时间或者学术能力的制限下,不得不有意主动学术不端。他们与井冈山大学某些教师学术不端行为的性质在根本上是不同的。因为,井冈山大学教师的行为本质不是迫于完成科研任务的压力,而是主动追逐科研绩效带来的高额回报的结果。由此,这三个类型的不端行为的被迫特征居于首位,主动自愿性居于第二位。这是他们何以有如此强烈委屈情绪的原因,也是他们能够博得人们同情的重要原因。

“学术混混”的不端行为似乎与上述三种类型的情况有着根本上的不同。因为,他们自我感觉上的自然而然和主动自愿性十分明显。然而,这也只是一种表象。实际上,感觉上的自然而然在根本上是一种不自然,内在隐藏着愧疚和忐忑不安。这也是这个群体始终不在公开场合下宣扬自己行为的原因。他们作为学术人,必须完成学术任务。作为缺乏学术能力和兴趣的“学术混混”,他们又不可能完成学术任务。他们内心不愿意辞职或者退学。在此情景之下,他们只有采取不端的学术行为来完成任务。因此,他们行动上的主动自愿性也如前三类人一样,源于被逼迫,是无奈的选择。

在以上四个被迫学术不端行为类型中,都存在着师生共存的特征。这一特征极有可能形成一个师生连环影响的恶性循环。一方面,教师的学术不端行为对学术教育会造成极坏的影响。在大学里,教师是学术精神和灵魂的塑造者和表现者,也是学术行为的践行者和引导者,其学术不端行为败坏了学术风气,容易使学生偏离真正的学术精神和灵魂,进而误导其学术行为。另一方面,学术不端者在研究生中的比例及其发展倾向,直接影响着高校教师学术素质及其提高速度。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研究生是高校教师的重要后备力量。可以说,他们学术素质的高低决定了中国学术的未来。学术不端行为在这一人群的蔓延,阻碍了高校教师学术素质整体水平提高的进程。

总之,在当今中国高校存在着四类被迫学术不端现象:有学术能力与兴趣并且踏踏实实做学问的人,不得不违背自己的价值观念做些手脚才能按时完成科研任务;有学术能力与兴趣但没有时间与精力做学问的人,必须完成学术任务;愿意把自身奉献给教学的人必须完成非教学的科研任务;缺乏学术能力与兴趣的人成为了“学术主体”,并且“不得不”一直“做学者”。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些现象的产生呢?

二 高校学术不端“被迫现象”产生原因探析

前面的描述表明,时间和学术能力因素是造成高校学术不端者难以按时完成科研任务,从而被迫走向学术不端的直接原因。在这两个直接原因的背后还有更为根本的制度原因。以下制度中存在的不合理性,是导致高校被迫学术不端现象产生的体制根源。

现行科研管理制度中存在的不合理性首先表现在它的数学平均化思维上。这一思维在根本上是一种企业管理思维。它重产量,讲究效率,提倡快速,其最大特点是数学平均性。这一思维预设了每位科研工作者每年能产出大致相等的科研工作量,并且产出的“产品”能够被及时发表。逐年均一化考核制度就是这一思维的产物。此预设对于生产线上的工人而言是合理的,但不适合科研工作者。学术研究最大的特点就是具有创新性,其成果的产出量有高峰和低谷之区分,因而不具有年平均性。不仅如此,创新的东西在发表方面也不具有年平均性。人们往往认为,创新性越强可发表的机会就越多。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历史上有很多例子表明,创新性与发表机会并不具有必然的正相关性。例如,能量守恒定律的发现人之一迈尔的论文““论有机体的运动以及它们与新陈代谢的关系———一篇有关自然科学的论文”曾两次被杂志拒绝发表,最后只好自费出版。另外,即使不考虑创新性与可发表性的关联问题,在中国发表论文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据反剽窃软件研发人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副教授沈阳的资料统计表明,“全国学术期刊一年只能发表论文248万篇,而背有论文发表指标的人数达到1180万。”这注定有数百万人即使有论文也难以发表。数学平均化思维不符合科研规律和期刊现状,这使得以之为基础的科研管理制度不能给予学者充分进行学术研究的时间,从而催逼后者可能做出自己也难以接受的不端行为。

现行科研管理制度中存在的不合理性还表现在它对高校教师兴趣和能力差异的忽视上。有不少人认为现行的科研管理制度通过区分教学科研岗、教学岗和科研岗把不同兴趣的教师区分开来,并给予不同的考核,因而并没有忽视教师的兴趣和能力方面的差异。这一看法不无道理,但是它与高校科研管理现实还有一定距离。这一制度在高校的具体实施中,往往对不同岗位作了很多限制。正是这些限制忽视了高校教师的兴趣和能力方面的差异。例如,有的学校规定申报教学岗的教师必须是担任公共课的教师,申报科研岗的教师必须是在研究院所的教师,并且担任公共课的教师只能申请教学岗,在科研院所的教师只能申报科研岗。在院系也即教学单位的教师只能申报教学科研岗位。实际上,公共课教师也有愿意兼做教学与科研工作,甚至单纯从事科研工作;科研院所里的教师也有愿意只做教学工作。在院系的教师也有单纯想做科研或教师的教师。按照现行制度,缺乏学术兴趣并在教学单位的教师只能申报教师科研岗,而他可能更愿意报教师岗。在科研院所和公共课教师那里也有类似的情况。由此,这种看似考虑了教师兴趣和能力差异的岗位区分制度,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做到这一点。这就可能迫使那些缺乏学术兴趣的高校教师走上学术不端的道路。

现行研究生招生制度过分重视外语以及知识技能,忽视考量学术兴趣和学术能力。第一、专业被外语挤占。在招生过程中,考试给考生传递的信息往往是英语比专业课更为重要,从而造成考生用大部分的时间来学习英语,专业课则处于次要地位。在这一意义上,考研实际上不是考学术能力,而是考外语能力。这就容易使那些没有学术兴趣与能力,但是外语能力较高的考生进入学术队伍之中,从而为“学术混混”开了制度上的绿灯。第二、专业考试成为知识大赛。掌握扎实的专业知识是成为专业人才的基础,在研究生招生考试中理应占重要的地位。

但是,仅仅有扎实的专业知识的人并不一定是真正的潜在学术人才,他们可能缺乏热爱本专业的兴趣,既没有高远的志向,也缺乏宁静淡泊的精神气质,从而容易随波逐流,很难成为大器。而具有热爱专业和奉献专业精神的人,即使考试成绩不是十分拔尖,往往更有发展后劲。所以,专业兴趣以及由之而来的诸如奉献精神等品质比仅仅掌握一些知识更为关键重要。目前的考试制度重视知识有余,对于考生的学术兴趣及其相关素质重视相对不足,这给那些没有学术兴趣和基本学术素质的人进入学术领域提供了较大的机会,为逼迫后者学术不端播下了种子。

高校教师招聘制度中存在的唯学历主义,忽视了对学术兴趣和学术能力的考量,为“学术混混”进入高校打开了方便之门。学历是表征科研工作者学术能力的重要指标。但是,学历与学术能力并不能直接划等号。在当前研究生体制之下,拥有高学历,但是学术能力低下,甚至没有学术兴趣毕业生大有人在。这样,在唯学历主义思想控制之下的教师招聘,缺乏真正辨识学术人才的能力,容易使得这类人很轻易地进入到高校教师队伍之中。

现行教师和研究生管理制度中存在着一种宽出原则。它是指被招聘的教师或者被录取的学生一经录用或者录取就意味着他们端上了铁饭碗。即便是他们毫无学术兴趣和能力,也很难被淘汰。这种制度上的低淘汰甚至无淘汰性把管理者置于了两难境地。一方面管理者能够辨识这类“学术混混”,另一方面他们碍于管理制度,又没有权利处置他们。这客观上给“学术混混”得以在学校混下去提供了条件。

双肩挑干部管理模式是当前高校管理的常见模式。它从制度上设定了高校管理者既是管理者也是学者的双重身份。在现代大学管理专业化和职业化的趋势之下,高校管理者的这种双重身份使之处境变得非常艰难。一方面,管理专业化和职业化对于管理者的管理工作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往往需要管理者全身心投入才能符合这些要求;另一方面,学者的身份又要求管理者静下心来钻研学问。然而,人的精力与时间是有限的,不可能鱼与熊掌兼得。显然,双肩挑干部管理模式的这种制度设定,使得学者管理者成为了没有时间和精力从事学术研究但是又必须完成学术任务的学者。在这一制度高压催逼之下,高校管理者极有可能放松对于自身的道德要求,学术不端行为随即便会自然产生。在此意义上,双肩挑干部管理模式是逼迫双肩挑干部实施学术不端行为的罪魁祸首。

当前研究生奖助体制中存在着明显的滞后性。例如,据笔者调查显示,当前国家发给普通高校的公费硕士研究生的生活费不足三百元。半公费的数目更少,自费的不发生活费。与当前物价飞涨相比,这点生活费数额少的可怜,它甚至低于某些地区城镇低保的金额。这种个人生活费很少或者没有,甚至还需要上交大量学费的情况,对那些既要养家糊口,又要进行学术研究的双肩挑研究生无疑是个巨大挑战。当前研究生奖助体制中存在的这种滞后性,给双肩挑研究生带来了巨大的生活压力,是这类学生学术不端的深层推手。

三 相应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建议,以有助于消除被迫学术不端现象产生的制度诱因。

第一,认识当前科研管理中忽视科研规律的现象,切实树立直面科研本身的科研管理理念。从理论上讲,科研管理应该以科研规律为基础。但是,事实往往并非如此。当前科研管理中存在的数学平均化思维,预设了所有科研成果产出及发表方面的年平均性和确定性。这一预设和实际的科研规律是相违背的。在这一预设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更为深层的科研管理理念,这就是只注重成果效益。重视科研成果效益本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把眼睛只盯在成果效益之上,势必忽视乃至漠视科研本身。这将导致数学平均化思维的盛行,使得大量不切实际的科研成果规划和管理制度出炉。其结果是,相关规划和制度不仅不能促进科学成果的高效产出,相反,却成了逼迫科研工作者学术不端行为的推手。

只有认识当前科研管理制度中存在着的数学平均化思维,进而揭示只重视成果效益的科研管理理念带来的对科研规律的忽视乃至漠视,才能从根上显明促使被迫学术不端现象滋生的制度根源。在此基础之上,切实树立直面科研本身的科研管理理念,探索并逐渐建立符合科研规律的科研管理制度,才有可能消除被迫学术不端现象产生的制度之因。

第二,要充分估计落实符合科研规律的科研管理制度任务的复杂性,防止数学平均化思维的重新侵蚀。在当前的高校科研管理实践中,已经产生不少有效避免逐年均一化考核弊端的管理制度。但是,这些制度在付诸实践的时候,容易重新遭到数学平均化思维的侵蚀。聘期考核制度就是如此。这一制度在很多高校早已建立。但是,由于数学平均化思维的惯性、隐匿性和方便性,使得这一制度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很多时候被架空而流于形式。尤其令人担心的是,许多高校科研管理者对这一情况一无所知,甚至十分乐观地认为已经克服了原先考核制度的弊端。前面讲的岗位区分制度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这些问题并非是个别的偶然事件,而是落实科研管理制度中普遍存在的现象。这说明,要想真正落实符合科研规律的考核管理制度,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要充分估计落实任务的复杂性,做好打硬仗的准备。不然的话,管理者就可能陷于盲目乐观或者麻木不仁的状态,在不自不觉中扭曲好的管理制度,使之重新沦为被迫学术不端的新推手。

第三,在研究生教育和高校教师招聘制度中,积极探索以考量学术兴趣和能力为核心的淘汰机制。在我国现行的研究生教育中普遍缺乏有效的淘汰机制。“我国的淘汰制一直主要强调准入机制,集中在入学淘汰。但是,1999年以来,本科生研究生招生规模都不断扩大,形成了一种“宽进”局面。在入学筛选标准相对放松之后,现今却并没有加强筛选的其它环节,在最后的论文评判鉴于学校资源有限等 种种考虑也没有真正严格进行淘汰,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平时课程学习连不通过的都很少。”我国的高校教师招聘制度也有类似的情况。我们国家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教师岗位聘任制就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方略。但是,不容乐观的是,这一制度在推行过程中,具体有效的淘汰机制及其相关的政策和法规往往付之阙如。

有效的淘汰机制一方面可以从源头上减少“学术混混”得以混进来的几率,另一方面也可以让那些漏网之鱼在混的过程中被淘汰掉。这一机制得以实现的根基是对学术兴趣和能力的考量。只有通过不断考量学术兴趣和能力,种种“学术混混”才能被识别出来,进而通过一定的机制被剔除掉。在当前我国的研究生教育和教师招聘制度中,对这方面的重视和建设十分薄弱,这直接导致了“学术混混”具有了一定的市场。如果不改变这种状况,“学术混混”就不可能逐渐减少,相反,有可能愈演愈烈。显然,在研究生教育和高校教师招聘制度中,逐渐建立以考量学术兴趣和能力为核心的淘汰机制,是有效防止“学术混混”的制度屏障。

第四,改革双肩挑干部管理模式,倡导高校教育“专业化”和“职业化”管理理念,积极探索高校教育职员制度。“‘双肩挑’的干部管理模式开始于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当时,高等教育科研、管理人员短缺,一部分优秀人才既搞管理又从事教学科研,既缓解了人才不够的困难,又让一批很有科研教学成就的教师走上领导岗位,从根本上改善了高校领导骨干队伍的知识结构,大大地提升了高校的领导水平、权力质量。”在竞争日趋激烈的现代大学中,这一模式的不合理性日益突出。这一模式最大问题就是内在设定了管理干部的管理者和学者的双重身份。这一对管理干部的定位是含混的,不符合大学管理“专业化”和“职业化”的趋势,也把双肩挑干部置于管理和学术兼顾的两难境地。由此,改革双肩挑干部管理模式势在必行。

实际上,早在本世纪初期,我国就已经开始了高校教育管理“专业化”和“职业化”的实践探索。高校教育职员制度就是其结晶之一。这一制度把高校干部定位为专职管理人员,不再需要完成科研任务。这就从制度上取消了双肩挑干部,也从根本上消除了管理者必须完成学术任务的奇怪现象。高校教育职员制度符合当代大学管理的发展趋势,在我国高校中也有了可喜的进展。但是,目前我国这方面的改革还处于探索阶段。双肩挑干部管理模式的影响还很深远。因此,我们并不能就此乐观自满。加强宣传高校教育“专业化”和“职业化”管理理念,积极探索高校教育职员制度的践行方案等等,这一切都任重而道远。

第五,逐步完善研究生奖助体制。近年来,伴随着研究生不断扩招而来的是研究生数量的激增,尤其是半自费和自费学生的大量增加。这直接导致了一个经济困难的学术群体的出现。虽然我国的“奖、贷、助、补、减、免、勤的研究生资助模式逐步体系化,但在资助制度、方式、结构、范围和效果方面仍有许多问题。”这使得这部分人疲于奔命,忽视学术研究的行为在所难免。与我国自筹经费比例学生逐渐增加的情况正好相反,欧美等国在研究生经费来源方面单纯个人自筹的经费只占极小部分。例如,英国博士生的生活经费就主要来自政府和大学。这种制度安排极大减轻了贫困学生的心理和经济负担,从而为之从事学术活动奠定了基础。为了帮助贫困学生克服实际困难,进而消解逼迫学生进行学术不端行为的经济因素,可以借鉴欧美各国的经验,拓宽资助渠道,逐步完善研究生的奖助体制。